祖国？母亲？
周质平
2003/1/1

    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有季羡林先生（编按，一九一一年生，北大著名学人）〈痛悼锺敬文先生〉一文。其中对锺老没能在一九五七年，逃过「反右」一劫，表示了相当的惋惜，但对锺老受到迫害，而从未说过「半句抱怨的话」这一点，则推崇备至，并使他「在心中暗暗地钦佩」。季老对锺老受尽折磨、委屈、侮辱之后，而竟不敢发一言的态度归结为：
    我一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由几千年历史环境所决定，爱国成性。祖国是我们的母亲。不管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母亲总是母亲，我们总是无怨无悔，爱国如故。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质，一直到今天，不但没有失去其意义，而且更应当发扬光大。
    一九九八年，我初看季老《牛棚杂忆》，对他在文革时期的遭遇还有一定的同情，觉得他多少是那场灾难中的「受害人」，但我看完上引的那段话之后，季老「受害人」的形象，竟和「帮凶」有些模糊了。
    姑且借用季老「祖国即母亲」之比，他的态度是纵容一个暴虐的母亲，对一个受尽压迫虐待的孩子，进行第二次伤害□□一个无辜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若胆敢在「摘帽」之后，稍加申辩，对过去十几二十年非人的生活，稍吐苦水，用季老的标准，岂不就成了「不爱国」了吗？天下还有什么比「申冤即不爱国」，这样的礼教更残酷的了？戴东原深恶「以理杀人」，季老的「爱国论」，真是以理杀人之尤者了。
    季老把知识分子的噤若寒蝉，亡魂丧胆，说成是对母亲的依恋。用季老这样的逻辑来推演，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带著受虐狂的恋母情结。是一群既不能明辨是非，没有正义感又没有法治观念的「窝囊」。对曾经加害于我的人和制度，不图反省改革，而但求粉饰回护，甚至还要为加害于我的人欢呼高歌！今世何世，虐杀孩子的母亲与杀人犯同罪！一个母亲并没有杀害亲生子女的权力，这点简单的道理，博学如季老，焉能不知？在季老的价值系统中，除了那一套昏乱的爱国主义以外，可还有「人权」和「公正」？
    季老「祖国即母亲」的比喻，是在中国传统礼教「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层有「中国特色」的「爱国」外衣，孝顺父母之外，再加上热爱祖国，成了「忠孝两全」双重的「吃人礼教」。中国人真是翻身无日了。
    季老学贯中西，好学深思，当不至于不能分辨「国家」与「政党」之不同，「国家」与「领袖」之不同。把「领袖」、「政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归咎于「国家」，这是陷「国家」于大不义。「国家」何曾加害于知识分子？是那个「英明的领袖」，那个「伟大正确的党」曾使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知识分子家破人亡，辗转沟壑。
    然而从《牛棚杂忆》中，我们又实在看不出季老有分辨这三个名词的能力。在〈馀思和反思〉一节中，他很努力的做著「自我检讨」。说到「领袖崇拜」这一点，季老对蒋介石是「嗤之以鼻」的，但他对毛泽东则有下面这段话：
    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彷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接著，季老把这样的心理改变归结为「这充分证明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年轻的更不必说了，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并且强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页二一五—二一六）我认为，与其把这样的特点说成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不如说一部分中国读书人向来有盲目追随领导，轻易高喊万岁，毫无廉耻的「拜倒在领袖脚下」的传统和奴性。「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不仅是寺庙前的立石，也是无数中国人的「心碑」。
    在季老的书里，多少暗示著，能「拜倒在毛泽东的脚下」是崇高的，也是爱国的，而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则是无耻的，是卖国的。其实，蒋也罢，毛也罢，其为「拜倒」则一。能拜倒在毛脚下者，未必不能拜倒在蒋脚下。就人品而言，我们只能分「拜倒」与「不拜倒」两类，而不宜以「向谁拜倒」分。
    季老在年近九十的耄耋之年，叙述这段往事，依然掩不住，对自己当年能「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的一种得意之情，并表示出这是一种崇高而且纯洁的情操。我不得不说，这样的情操，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而是愚昧和奴性的充分体现。
    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爱国主义体现在不畏强权，批判当道的清议传统上，东汉、北宋的太学生，明末的东林、复社，晚清的「公车上书」，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抗战前夕的《独立评论》。这才是真正带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高喊万岁」、「拜倒在领袖脚下」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带著灾难性质的个人崇拜。季老把这样的愚昧行为说成「爱国」，那真是侮辱了「爱国」！
    季老近年所写文字颇有「爱国挂帅」的倾向，而他的爱国主义又是「严夷夏之防」的。一九九四年，季老作〈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一文，收入《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文章是如此起头的：
    陈寅恪先生的一家是爱国之家，从祖父陈宝箴先生，其父散原老人到陈先生都是爱国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他们的下一代，我想也是爱国的。（页一）
    在这「爱国之家」的名单中，独缺侍奉晚年陈寅恪最力的二女小彭，余英时先生曾为此「大惑不解」，但他「稍一寻思」，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小彭女士早已于八○年代前后移居香港，她已失去爱国之家的资格了」。（《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一九九八，页十二）余先生的分析是一针见血的。
    季老在《牛棚杂忆》中讲到一个「贫农兼烈属」的「高足」，后来去了欧洲，在季老的「春秋笔法」之下就成了「溜到欧洲一个小国当洋奴去了」（页十一）。我在此丝毫无意要为这位高足翻案，说他是个有为有守的人，但人总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小彭去了香港，高足去了欧洲，即使用季老的严格标准，除了这些人的「品质」不够优秀之外，是不是也应该想想孟子「为渊驱鱼」、「为丛驱爵（雀）」、「为汤武驱民
    者，桀与纣也」的老话呢？
    在季老的「春秋大义」之下，我辈久居海外的华人是难逃「洋奴」之讥的。但是在我看完《牛棚杂忆》之后，我又深切的感到：我辈何幸而为「洋奴」！逃过了我患著严重虐待狂的「亲生母亲」，是我的「继母」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当年，若没有「继母」的收养，更不知要有多少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死在「亲娘」的铁掌和杀手之下。
    即使是「洋奴」对「亲娘」也还是有些依恋的。我们依恋的是斯土，是斯民，是从小习得的「妈妈的舌头」（mother tongue）□□我梦魂相依的汉语汉字。我们所绝不依恋的是那个神化了的「风流人物」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时代」。
    季老的《牛棚杂忆》作为他个人的回忆录或文革的反思文学来看，境界和眼光都是非常有限的。他的纪录大抵不出个人的恩怨是非。
    我们只要一读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在一九九九年发表的文章〈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就能了然什么是道德勇气和学术诚实了。李先生在文中沉痛的指出：
    过去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及指示，很多灾难和耻辱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现在却用一条锦被把他的罪过遮了起来……
    深刻地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前三十年的极权专制，本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重要契机，也是掌权者重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当代中国研究》，第六十八期，页八○）
    李先生的这个作法才真正的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优良爱国传统。〈风雨苍黄五十年〉，就长度而言，也许还不及《牛棚杂忆》的三十分之一，但所体现的勇气和诚实却千百倍于《杂忆》。
    巴金在八○年代，也写了不少文章反思文革，倡议成立文革博物馆。也都能从大处著眼，而不斤斤于个人恩怨。
    把反右文革这样的天大灾难，比喻成母亲打孩子，孩子无论如何还得热爱母亲，这种比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也是万劫不复的开端。借用李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的一句话，像季老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知或不自知的「仍然处在精神的奴役状态之中」（同上，页七九）。可悲可惨的是：季老竟以能被奴役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写到此处，唯一令人感到有些欣慰的是：据说，李慎之先生是怀著「宁鸣而死」的心情在海外发表〈风雨苍黄五十年〉这一类文章的，发表之后，虽然惹了一些麻烦，但却居然「鸣而不死」，依然还在「人间」！中国毕竟还是进步了。然而，仅仅是「不死」，是不够的，这只是稍稍脱离了一点当年「打翻在地」「关进牛棚」的凶残野蛮作风，离「文明」还有一大段距离呢。
    我们希望像〈风雨苍黄五十年〉这样针砭时局、发人深省的文章，在我有生之年，能在《人民日报》刊出。而一个虐杀孩子的「母亲」也能受到国法的制裁。到了那一天，「中国」就真是一个「新中国」了。　　　　　【2002/07/04 联合报】